1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雷洁琼的署名文章《不断追求 无私奉献——纪念王绍鏊同志诞辰100周年》，摘要如下：

今年1月9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革命战士王绍鏊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王绍鏊同志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猖獗一时的年代里去世的。而今，我们的国家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抚今追昔，更增加了我们对王绍鏊同志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是江苏吴江县人。1888年1月9日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少年时代便受到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16岁时，曾和柳亚子先生同受业于吴江县的进步新学——同川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1908年，他负笈东渡，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学成回国，正值辛亥革命。他到上海跟章太炎先生一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随太炎先生到南京晋谒孙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被袁世凯收买成为其御用工具，王绍鏊深感失望，1912年冬，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议员的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以虔诚的态度从事宪法起草工作。可是正如后来他自己说的，这是一种“书生的天真想法”，“以后节节为事实所击破”。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接着强行解散国会，王绍鏊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对此种行为极为愤慨，愤然南归。袁死后，他又继续从事议会制宪活动，并两次毁家办党，冀图实现议会政治的理想。不久，他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便毅然只身赴粤，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19年“五四”运动时，王绍鏊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他热情支持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自己也到处奔走呼号，发起组织了“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3年，曹锟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鏊联络江苏籍议员20余人，断然拒绝贿选。随后又在国会内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指定的傀儡内阁。被曹锟侦知后遭到通缉。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王绍鏊在共产党人侯绍裘等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家乡秘密组织“新苏公会”，并与浙江、安徽两省联络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开展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活动。不久又遭孙传芳通缉，被迫离开家乡。1927年初辗转到达武汉。在武汉，他目睹了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英勇业绩，同时阅读了许多革命小册子，思想大受启发。返上海后，闭门刻苦研读马列主义书籍。

“九一八”事变后，王绍鏊在上海邀约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赴北平，和蓝公武、章伯钧等组织“救国协会”，积极为东北抗日联军募集捐款和军儒，“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积极安置难民，并为19路军组织后援。1938年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闻后立即赶去参加，并受冯玉祥委派，前往南方各省策动接应。为了抗日救亡，他风尘仆仆，不遑宁处。

“中国的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20多年的曲折经历，终于使王绍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开始积极寻找共产党，1933年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他与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有广泛的联谊。他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后受组织委派到广东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并介绍陈与中共同志见面。1936年6月，他奉命到北方策动冯玉祥、阎锡山参加抗日倒蒋联合行动。由于叛徒告密，在南京浦口遭秘密绑架，对敌人的威迫利诱，王绍鏊坚不为动。“七七”事变后，经党营救出狱。之后，他在苏南地区组织装武抗日活动，并参加太湖游击队的领导工作。1940年王绍鏊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中，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全力投入了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广泛交结上海工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的总方针，1945年底，他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同志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成为其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同时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还是民建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在王绍鏊的寓所，经常宾朋满座，各界朋友在那里谈论形势，商讨民主救国大计。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民进的领导职务，为民进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