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迄今已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证明，距今5至10万年前，湖南各处的河谷、坡地就已有原始人群的生息繁衍。从道县、石门、澧县、湘乡、泸溪等县9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来看，距今12000年到8000年左右，湘南、湘中、湘西等地的先民们，就已开始了以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

距今4000多年到5000年的史前时代，湖湘地区留下了许多传说。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到过湖南；蚩尤失败后，其后裔也辗转来到湖南湘西北一带，形成三苗部族，成为后来苗族的祖先；炎帝在湖南的活动与原始农业和医药密切相关；舜帝南巡，死于九嶷；大禹治水，衡山留迹，所有这些，都在诉说着湖湘地区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夏商周时期，湖湘地区的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经济在继续发展。同时，楚国的势力也开始影响到湘北、湘西和湘中一带。已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墓葬，其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铁器、钢剑、漆器、青铜器、琉璃品、丝织品、天平和砝码、帛画、毛笔、竹筒等珍贵文物，展现了当时湖湘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进步。

秦统一中国后，湖湘地区已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一个区域，设置了长沙郡和黔中郡。西汉时期湖湘地区属荆州所辖，设置有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和长沙国。东汉时期湖湘地区大部仍属荆州，小部属交州，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长沙国则已废除，另置有5个侯国，由各郡太守统辖。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进一步发展着。

三国六朝到隋代，湖南的地方行政设置变动频繁，难以细述。唐代，湖湘地区大部分属江南西道辖，也有部分属山南东道和黔中道。约在公元760年之前，“湖南”的名称就已出现(如死于公元762年的李白在一首题为《草书歌行》的诗中就有“湖南七郡凡几家”的句子，唐肃宗在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发布的一道题为《贬李揆袁州长史诏》的诏书中也明确提到了湖南)。公元764年，湖南观察使在衡州设立，公元769年，湖南观察使迁到潭州即今日的长沙所在。从此，湖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湖南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湖南稻米频繁转运长安，茶叶已开始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手工业则以陶瓷生产最为发达，长沙铜官窑所产陶瓷行销全国，并销往海外，其产品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尤其是釉下彩绘，更是一项值得一提的创新。

宋、元、明、清时期，湖湘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宋代，湖湘地区的苎麻、棉花栽培及手工纺织，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湖南金、银、铜、铅、锡等数百处矿冶的开采情况。湖湘文化事业空前活跃，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

从元代后期至明代，湖南已基本奠定了到鸦片战争前夕社会生活的主要格局，城镇分布已大体定型，城内城外建立了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物产已与日后相差无几，湖湘地区尤其是洞庭湖周围各县已成为中国有名的粮仓。湖湘地区在全国粮食供应中跃居第一，“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已取代“苏湖熟，天下足”而广为流传。

自元代设立行省，湖湘地区就与今日的湖北同属湖广省管辖，到清朝康熙三年(1664)，湖南开始了独立设省的进程。这一年，原专治苗疆军务的湖广偏沅巡抚从偏桥镇移驻长沙，与驻武昌的湖广巡抚划分辖区；湖广右布政使也移驻长沙，与留驻武昌的湖广左布政使划片对治，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一步。康熙六年(1667)，湖广右布政使改称湖南布政使，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二步。雍正二年(1724)，湖南举行了首次乡试，偏沅巡抚也改称湖南巡抚；第二年，湖南设立提督学政，至此，湖南省政已基本完整独立，这是湖南建省的第三步。雍正七年(1729)，关于湖广官员任职回避规定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湖南建省的最后完成。

有清一代，湖湘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手工业除遍及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外，矿冶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日见重要。如新化锡矿山、常宁水口山以及郴州的某些矿山，都聚集了上千的工人。从矿冶业生产的目的、规模、组织形式及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来看，当时湖湘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湖南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省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和发生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鸦片不断进口，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更加提高，人民实际负担成倍增加，人民遭受更加沉重的压迫剥削。从1843年至1850年间，湖南各地多次发生各族人民起义和抗租反帝斗争。1852年6月，由广西起义的太平军攻入湖南，湖南人民响应起义，入伍者络绎于途，支持和推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19世纪末，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仅甲午和庚子等赔款，湖南每年分摊白银140万两。随着洋货的大量倾销，使湖南传统的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湖南人民奋起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兴办瓷业、冶炼、能源等民族工业，并掀起了群众性的抵制洋货的斗争，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湖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湖南革命党人首先响应，10月22日起义成功，湖南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和支援武昌起义的省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3年至1920年是湖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湖南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湖南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斗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湖南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10天，湖南《大公报》就报道了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6个月后，25岁的毛泽东组建了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人民大联合的力量。“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湖南深入发展，其性质也由宣传科学和民主，迅速转向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初期，毛泽东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最初阶段的组织发展和斗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湖南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反动军阀许克祥于1927年5月21日发动“马日事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湖南的社会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而愈加陷于困境。农业状况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地租、赋税和高利贷负担日益加重，破产的农户越来越多；工业发展停滞不前，除新建官营的少数几家工厂使用动力外，其余均以手工生产为主；湖南对外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全省商业市场进一步殖民化。全省经济濒临崩溃，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湖南抗日群众运动一度高涨。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湖南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湖南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日战场和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八年抗战期间，湖南共出兵200万人，出粮5000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属全国负担最重的省份。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湖南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重建家园。然而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发动了全面内战，变本加厉地实行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求生存，求和平，求解放的伟大斗争在湖湘大地迅猛兴起，湖南人民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继续英勇奋斗。1949年8月，湖南迎来了和平解放，从此湖南与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